陈某某与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

陈某某
王德轩（湖北荆安律师事务所）
李某
宋于治（江陵县熊河法律服务所）

原告:陈某某,男,xxxx年xx月xx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北省石首市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:王德轩，湖北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代理权限:代为承认、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，进行调解、和解，提起反诉和上诉等特别授权。
被告:李某，女，1978年9月1日，汉族，住湖北省江陵县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:宋于治，江陵县熊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。
代理权限:代为诉讼、承认、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，进行和解、代收法律文书等特别授权。
原告陈某某与被告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进行了审理。
原告陈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轩、被告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于治到庭参加诉讼。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陈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:1、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40800元及从本案立案之日起至清偿之日的利息（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）；2、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财产保全申请费。
事实和理由:原告与被告之夫侯某系朋友关系（侯某于2014年12月病故），2014年11月30日，被告之夫侯某因购买挖掘机需偿还贷款向原告借款4万元，加先前借款800元，共计40800元。
侯某向原告借款后于2014年12月12日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病故。
侯某病故后，原告及侯某的其他朋友参加了吊唁活动。
几个月后，原告到被告家向被告出示侯某向原告出具的借条，要求被告偿还其夫欠原告的借款。
被告称暂无还款能力，待变卖两台挖掘机后还款。
原告因近年来长期在贵州省打工，当原告得知被告已将两台挖掘机变卖的消息后，从贵州回江陵要求被告还款，可被告寻找各种理由不予偿还。
原告认为侯某生前向原告借款用于生产活动，所负债务应与被告系夫妻共同债务。
侯某死亡后，被告对其夫所欠债务理应承担偿还责任。
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，故诉至法院。
被告李某辩称，1、驳回被答辩人全部诉讼请求；2、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答辩人承担。
事实和理由:一、被答辩人向法院提供的“借条”纯属伪造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。
1、2011年9月答辩人与丈夫侯某生前共同购买了挖掘机，通过三年经营，不存在欠款。
且被答辩人提供“借条”是在2014年11月30日立下，并非被答辩人所述:“侯某因购买挖掘机需偿还贷款向原告借款4万元，加先前借款800元，共计40800元。
”2、“借条”上显示借现金40000元，另欠800元，“借条”显示字迹仅20个字，且最重要是立下40000元借条，没有还款日期、用途，又不是转帐，然后声称，加先前借款800元，共计40800元，明显与事实不符，请问如果真是借款被答辩人会同意将之前借款随意写上另欠800元吗？二、被答辩人以此“借条”要求答辩人偿还借款于情于理于法不容。
不仅被答辩人诉求于法无据，且答辩人丈夫侯某当年病故后，答辩人就一直靠打散工挣得工钱寄回家由近80岁的老母照顾维持两个未成年孩子生活，尤其次子侯贤辉是一个智残孩子，等级为三级，一切生活不能自理，地方政府不仅颁发了残疾人证，且属农村低保对象，一家老小生活过得十分窘迫。
现被答辩人无理要求答辩人偿还所谓借款，岂不失去了公平的原则吗？综上，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以“借条”提起诉讼，不仅缺乏事实依据，且与法律相悖。
为此，答辩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，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之诉请求。
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。
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，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。
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，本院认定如下:1、原告提交的证据六，侯某于2014年11月30日写下的借条:“今借到陈某某现金肆万元整（40000元），另欠800元”。
首先，原告称该借条系与证人黄某一起到被告家里，将钱交给候名星后出具的借条，在场人仅原告、侯某、黄某三人，但黄某在庭审作证时明确表示没有看到借条的具体内容，即该诉称借贷法律关系仅仅限于原告和侯某两人之间知晓其内容，无其他旁证予以佐证。
同时，也无证据表明被告李某在场，且被告李某辩称不知道这笔借款，也不差贷款。
其次，原告称与侯某系在做工程施工中认识的普通朋友，一次性出借40000元现金对于一个普通的的家庭来说，也是一笔较大数额的借款。
参照“湖北省公安厅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湖北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”共同发布的2014年度“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”中当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67元，侯某也系农村户籍家庭，故40000元相对于侯某而言，是四年多的农业纯收入；若以建筑业在岗职工的人均年工资收入为38766元为考量，也是建筑从业者一年多的工资。
况且，原告陈某某在庭审中称该40000元，系自己的一部分钱加上另外找自己的妹妹借了一部分，筹齐后送到侯某家里去的，目的是为了给侯某去偿还差欠的购买挖掘机的贷款。
另，借条上既没有约定利息，也没有约定还款时间。
综上，原告陈某某和侯某仅仅是在工程中认识的普通朋友的情况下，将较大的一笔钱40000元亲自送到侯某家里，让侯某去偿还贷款，且不计利息、不约定偿还时间，且该笔钱还是凑集的，故诉称的该笔借款不符合当地民间交易习惯。
同时，原告提供的证人黄某称自己也没有见过该借条及其借条内容，被告李某亦否认该借款事实。
原告除该借条外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借款事实，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；该借条系孤证，无法证明被告丈夫侯某借款的真实性。
另，证人黄某在作证时称，侯某亦差欠其借款，由此可知，证人黄某和侯某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69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证人黄某的证言不予采信。
故此，本院对于原告陈某某提供的证据六即借条，依法不予认定。
2、原告提交的证据七，系原告代理人调查证人黄某制作的笔录，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，该笔录属于“证人证言”，其证明效力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来综合认定，故结合庭审调查时证人黄某的陈述，及证人黄某和侯某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情况，无法认定借款的真实性。
同时，该调查笔录系原告代理人一人单独制作，程序上亦存在着瑕疵，故本院对于该调查笔录依法不予采信。
3、被告提交的证据二，即被告的次子侯贤辉是残疾人和农村低保对象的证明，其真实性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，但是原告质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，本院依法予以支持。
本院认为，本案系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民间借贷纠纷，其争议的焦点为:该借条的真实性及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？原告诉称的被告之夫侯某于2014年11月30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:“今借到陈某某现金肆万元整（40000元），另欠800元”，在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即2014年12月12日病故，同年12月14日火化。
原告除提交此借条外，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，被告亦不予认可，另由于侯某已经死亡达两年之久，无法对该借条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，故对于原告所持的该借条是否确系被告之夫侯某出具，其真实性无法确认。
同时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“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，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、款项交付、当事人的经济能力、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、交易习惯、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，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”，原告陈某某与被告之夫侯某仅仅是因为做工程相识的普通朋友关系，却把一笔较大数额的40000元钱亲自送到被告家里，用于侯某偿还因购买挖机的欠债，不计算利息、不约定还款时间；同时，该借条仅仅原告和侯某两个人知晓，即使原告提供的证人黄某作为在场人也没有见过该借条，这不符合当地交易方式、交易习惯。
被告李某和侯某夫妇作为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40000元是一笔数目较大的借款，但是被告李某既不在场，也不知情，去除了双方串通恶意逃债的嫌疑；且原告也是出身于农村，诉讼时，其户籍地依然为湖北省××笔架山街道××村××号，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应该很明了，所以，基于常理，应当对提供大额借款给侯某时持合理谨慎注意义务。
若原告作为债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向夫妻两人共同借贷，则出借40000元的较大数额款项，不要求作为妻子的被告同时在借据上签名，甚至不告知，即使原告一同前往的证人黄某都没有看过借条，明显不合常理且有违谨慎注意的义务。
因此，不能认定被告与侯某有举债的合意，且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分享了侯某向原告借款所带来的利益。
综上所述，原告提供的40800元借条的真实性无法认定；同时，即使该笔借款系被告之夫侯某所为，也不能生硬地引用《婚姻法解释（二）》第24条的规定，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，而应该从法理和生活实践等多方面来认定。
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设立旨在保护债权人，防止恶意逃债，而该制度设立的法理基础是基于夫妻特殊的身份关系，夫妻财产制度一定程度的混同，从而产生一定的对外责任。
但这种责任应当是有边界的，边界就是判断夫妻主观上是否有共同举债的合意，客观上是否共同举债或分享了举债的收益。
本案中，被告李某并不知道该笔借款，原告借款给侯某时，亦没有告知被告，可证明该借款并非被告李某占有和使用，亦无用于家庭生活和经营，被告没有恶意逃债的目的，不具备夫妻共同债务的特征，故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。
经合议庭评议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  第一款  、第一百四十二条  之规定，判决如下:
驳回原告陈某某的诉讼请求。
本案受理费820元、财产保全费428元，由原告陈某某负担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，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第十三条  的规定，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，款汇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开户银行:中国农业银行荆州市长江大学支行，帐号:17×××30。
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，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系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民间借贷纠纷，其争议的焦点为:该借条的真实性及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？原告诉称的被告之夫侯某于2014年11月30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:“今借到陈某某现金肆万元整（40000元），另欠800元”，在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即2014年12月12日病故，同年12月14日火化。
原告除提交此借条外，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，被告亦不予认可，另由于侯某已经死亡达两年之久，无法对该借条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，故对于原告所持的该借条是否确系被告之夫侯某出具，其真实性无法确认。
同时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“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，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、款项交付、当事人的经济能力、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、交易习惯、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，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”，原告陈某某与被告之夫侯某仅仅是因为做工程相识的普通朋友关系，却把一笔较大数额的40000元钱亲自送到被告家里，用于侯某偿还因购买挖机的欠债，不计算利息、不约定还款时间；同时，该借条仅仅原告和侯某两个人知晓，即使原告提供的证人黄某作为在场人也没有见过该借条，这不符合当地交易方式、交易习惯。
被告李某和侯某夫妇作为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40000元是一笔数目较大的借款，但是被告李某既不在场，也不知情，去除了双方串通恶意逃债的嫌疑；且原告也是出身于农村，诉讼时，其户籍地依然为湖北省××笔架山街道××村××号，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应该很明了，所以，基于常理，应当对提供大额借款给侯某时持合理谨慎注意义务。
若原告作为债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向夫妻两人共同借贷，则出借40000元的较大数额款项，不要求作为妻子的被告同时在借据上签名，甚至不告知，即使原告一同前往的证人黄某都没有看过借条，明显不合常理且有违谨慎注意的义务。
因此，不能认定被告与侯某有举债的合意，且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分享了侯某向原告借款所带来的利益。
综上所述，原告提供的40800元借条的真实性无法认定；同时，即使该笔借款系被告之夫侯某所为，也不能生硬地引用《婚姻法解释（二）》第24条的规定，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，而应该从法理和生活实践等多方面来认定。
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设立旨在保护债权人，防止恶意逃债，而该制度设立的法理基础是基于夫妻特殊的身份关系，夫妻财产制度一定程度的混同，从而产生一定的对外责任。
但这种责任应当是有边界的，边界就是判断夫妻主观上是否有共同举债的合意，客观上是否共同举债或分享了举债的收益。
本案中，被告李某并不知道该笔借款，原告借款给侯某时，亦没有告知被告，可证明该借款并非被告李某占有和使用，亦无用于家庭生活和经营，被告没有恶意逃债的目的，不具备夫妻共同债务的特征，故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。

经合议庭评议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  第一款  、第一百四十二条  之规定，判决如下:
驳回原告陈某某的诉讼请求。
本案受理费820元、财产保全费428元，由原告陈某某负担。

审判长：齐书茂

书记员：徐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