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某某与上海行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、上海志某实业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

　　上诉人(原审被告)：叶某某，男，xxxx年xx月xx日出生，汉族，住福建省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卓德勇，上海市理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陆菊华，上海市理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　　被上诉人(原审原告)：上海行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。
　　法定代表人：范桂元，董事长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钱晶晶，上海永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　　原审被告：肖爱玲，女，xxxx年xx月xx日出生，汉族，住福建省。
　　原审被告：上海志某实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。
　　法定代表人：许万香，董事长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陆菊华，上海市律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　　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卓德勇，上海市律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　　原审第三人：上海辉渡物资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。
　　法定代表人：叶德号，执行董事。
　　上诉人叶某某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行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行通公司)，原审被告肖爱玲、上海志某实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志某公司)，原审第三人上海辉渡物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辉渡公司)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(2018)沪0114民初1398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　　上诉人叶某某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驳回行通公司一审全部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。事实和理由：涉案借款的出借方为范桂元个人，并非行通公司。2016年6月30日及2016年9月24日签订的《借条》，2017年6月11日签订的《保证书》，均为范桂元以个人名义签署，借条上行通公司的名称及印章系行通公司单方添加。前述借条并非2014年初始借条的延续，而是叶某某与范桂元达成的新的借款，并未实际履行。一审法院对出借方的认定错误，导致叶某某、肖爱玲、辉渡公司向范桂元支付的款项未能被认定为还款，事实认定不清。本案中，涉案款项系支付至辉渡公司账户。而辉渡公司与行通公司间存在大量往来款项，一审法院在未查清辉渡公司与行通公司间往来款项的情形下，选取其中行通公司单向支付的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人民币1,500万元(以下币种相同)债权，判令由叶某某、肖爱玲承担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　　被上诉人行通公司辩称，不同意叶某某的上诉请求。一、行通公司系涉案债权适格债权人，且涉案债权在诉讼时效期间内。行通公司于一审中提供的三份借条在借款本金相同、时间连续性、表述相同等方面的细节，足以证实三份借条系本案所涉1,500万元借款不断展期形成。在涉案借款到期后，双方重新书写借条进行展期，叶某某于2017年6月11日出具保证书，就5,000万元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归还重新做了承诺。行通公司和范桂元于2017年12月8日向叶某某发送短信催要借款，叶某某亦回复表示同意归还。故涉案债权在诉讼时效期间内。二、行通公司请求叶某某、肖爱玲作为债务人承担还款责任，志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从行通公司与叶某某的借款往来看，叶某某素有将辉渡公司账户作为打款账户的习惯，且叶某某、肖爱玲与辉渡公司资产混同，叶某某指令将涉案借款打至辉渡公司账户亦符合常理。而且，依照法律规定，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签订民间借贷合同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，企业与个人也应承担连带责任。现叶某某企图以签署系职务行为为由，将涉案债务推给辉渡公司，不能成立。三、备注为往来款的三笔转账系涉案借款本金，债务人已收到该笔款项，理应按约及时清偿债务。综上，请求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　　原审被告志某公司述称，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。
　　原审被告肖爱玲、原审第三人辉渡公司均未到庭发表意见。
　　被上诉人行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一、判令叶某某、肖爱玲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,500万元；二、判令叶某某、肖爱玲共同偿还借款利息(以1,500万元为基数，自2015年9月24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，按年利率15%计算)；三、判令志某公司对叶某某、肖爱玲上述两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　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2014年6月13日，叶某某(即辉渡公司法定代表人)向行通公司借款1,500万元，并出具借条(以下简称2014年借条)，记载借期约一个月。行通公司于2014年6月16、17日分别向辉渡公司账户汇款500万元、700万元、300万元，合计1,500万元。款项交付后，叶某某曾三次提出借款延期，分别延期至2014年8月15日、2015年3月5日及2015年9月24日，并记载在该借条下方，行通公司均表示同意。
　　2016年6月30日，就前述借款，各方重新订立借条(以下简称2016年借条一)，范桂元代表行通公司在甲方(出借方)处签字，叶某某、辉渡公司在乙方(借款方)处签章，肖爱玲、志某公司在担保方(丙方)处签章，内容分为五条，记载为一、乙方要求将2015年9月24日到期的借款1,500万元延期至2016年9月24日；甲方同意(利息半年支付一次)；二、丙方同意为乙方该笔借款作担保外，再由自然人控股公司(辉渡公司叶某某、肖爱玲夫妇)的家庭财产、房产、投资、现金、银行存款、股票等也作为抵押担保；三、到期如数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，不得违约，在此期间如有税费由乙方负责；四、发生争执可仲裁可诉讼；五、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　　2016年9月24日，行通公司与叶某某、肖爱玲、志某公司再次签订借条(以下简称2016年借条二)，行通公司、范桂元在甲方(出借方)处签章，叶某某、肖爱玲在乙方(借款方)处签名，叶某某、志某公司在担保方(丙方)处签章，内容除第一条记载为甲方借给乙方1,500万元，期限两年(不超过两年)，于2016年9月24日至2018年9月24日，甲方表示同意外，第二至五条与2016年借条一记载一致。
　　辉渡公司与志某公司分别成立于2003年、2008年，股东均为叶某某、肖爱玲。
　　2018年1月8日，行通公司因叶某某、肖爱玲涉及其他诉讼，未履行生效判决，故起诉至一审法院，要求提前收回借款。在诉讼期间，系争借款的借期已届满。
　　一审法院认为，本案争议焦点为：行通公司是否履行了2016年借条二项下的出借款项的义务。行通公司认为，2016年借条二系2014年借条、2016年借条一沿革而来，2014年6月其已履行了出借1,500万元义务，故其依据2016年借条二向叶某某、肖爱玲、志某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。志某公司则认为叶某某在2014年借条上签字系代表辉渡公司，2016年借条二系新的借款，无法证明系续借，行通公司就该借款项下未实际出借款项，故行通公司与叶某某、肖爱玲不存在借款关系，志某公司亦不存在担保关系。
　　一审法院认为，2016年借条二并非新的借款，而是2014年借款的延续，行通公司已于2014年6月16、17日履行出借款项之义务，理由如下：1.从文字记载看，2014年借条开宗第一句“今由于临时周转，特向行通房地产发展与公司暂借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……”；2016年的两份借条的第一点均记载为“甲方借给乙方流动资金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……，期限……，甲方表示同意”，2014年借条中的“特向……暂借”与2016年两份收条中“借给……甲方表示同意”，可见2016年借条所涉款项已交付，双方意在对延期期限作出新的约定。2.从借款金额看，三份借条明确的借款金额均为1,500万元。这样巨额借款，在前次借款未归还或作出安排的情形下，再借1,500万元的可能性较低。3.从借款期限看，2014年6月13日出具收条，行通公司于同月16、17日出借相应款项。在2014年借条下方，叶某某三次申请延期，分别延长借期至2014年8月15日、2015年3月5日、2015年9月24日。2016年借条一记载“于2015年9月24日到期，根据乙方要求延期一年至2016年9月24日”；2016年借条二记载“于2016年9月24日至2018年9月24日”，上述延期的起止日期均能衔接。
　　基于上述分析，2014年借条经多次续借后形成2016年借条二，则借款的主体、期限、担保等约定应以最终的确认为准，即行通公司作为出借方，叶某某、肖爱玲为借款方，志某公司为担保方，借期至2018年9月24日。
　　综上，行通公司与叶某某、肖爱玲借款合同合法有效，叶某某、肖爱玲应按约归还借款本金，现其分文未还，应承担归还借款之民事责任。2016年借条二中，志某公司作为担保方盖章确认，但未明确保证方式，根据担保法规定，志某公司对叶某某、肖爱玲还款责任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至于利息，在2016年的两份借条中均明确记载借款方需支付利息，但对利率未作明确，行通公司认为双方口头约定年利率15%，但未提供相应证据，一审法院无法采信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，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，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，出借人主张利息的，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，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、交易习惯、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，故一审法院酌定借款期内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，逾期利息利率按年6%计算。一审诉讼中，叶某某、肖爱玲经法院合法传唤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，放弃了答辩、举证等诉讼权利，应自负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　　一审法院判决：一、叶某某、肖爱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行通公司借款本金1,500万元；二、叶某某、肖爱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行通公司自2015年9月25日至2018年9月24日间借款利息(以借款本金1,500万元为基数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)；三、被告叶某某、肖爱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行通公司逾期还款利息(以实际欠款本金为基数，自2018年9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，按年利率6%计算)；四、志某公司对叶某某、肖爱玲上述第一至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志某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后，有权向叶某某、肖爱玲追偿；五、驳回行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期履行上述给付义务的，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,800元，财产保全费5,000元，公告费960元，合计诉讼费117,760元，由叶某某、肖爱玲、志某公司共同负担(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一审法院)。
　　本院二审期间，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。本院经审理查明，一审认定事实无误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。
　　本院认为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：2016年借条二系2014年借条的延续抑或新的借款；涉案借款法律关系的主体。
　　关于2016年借条二是否为2014年借条延续的问题，叶某某上诉主张2016年两份借条并非2014年借条的延续，而是新的借款，且该借条未实际履行。行通公司依据2014年借条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，而依据2016年借条主张权利则因借条未实际履行而不应予以支持。对此，本院认为，从三份借条的文字表述、借款金额相同、借款起止期限互相衔接等方面看，行通公司所述2014年借条经多次续借最终形成2016年借条二这节事实已具有高度盖然性。一审法院详尽阐述了三份借条的关联，并对这节事实予以认定，合法有据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　　关于涉案借款主体的问题。本案中，范桂元系行通公司法定代表人，范桂元、行通公司确认范桂元在涉案借条的签署系代表行通公司，涉案款项实际亦由行通公司支付。叶某某对涉案1,500万元款项从行通公司打至辉渡公司账户的事实并无异议，其于二审审理中确认，涉案1,500万元款项并未在其他案件中处理过，故并未产生出借方重复主张涉案债权的情形。因此，范桂元作为借条签署者对其作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，并未影响借款方的实体权利，本院予以认可。关于涉案借款的借款方，本案中，涉案借条的签署主体为叶某某、肖爱玲，辉渡公司并非签署方，其实际收取款项并不影响借款法律关系主体的认定。结合打款时间与2014年借条签订时间相近，且多次延期续展、重新签订借条等事实，本院认定涉案1,500万元款项应为借条项下的出借款项。叶某某上诉主张辉渡公司与行通公司间存在该笔款项系业务往来，该笔打款并非借款，而是业务往来中的一笔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采纳。
　　综上，涉案借款法律关系主体为行通公司与叶某某、肖爱玲，志某公司为担保方，叶某某、肖爱玲应向行通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及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。上诉人叶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　　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　　二审案件受理费111,800元，由上诉人叶某某负担。
　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　　法官助理　　沈　洁

审判员：庄龙平

书记员：高中伟